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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是上门女婿,被我父母骂走后6月未归,我去找他发现他不容易

admin网友爆料2026-05-255440

吃瓜简评:

**吃瓜简评:一个关于家庭、爱与误解的故事**,这个故事以爱情与家庭为主题,讲述了一个家庭中误解与沟通问题所导致的悲剧,女方和她的家庭成员与上门女婿志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和谐到紧张,再到最终的疏离。,### 故事梗概:,女方和志强结婚后,志强成为家庭的一员,但却备受冷落,女方的母亲总是称呼他为“那个谁”,让他在家庭中显得不被重视,一次王姨的来访引发了家庭矛盾,导致志强离开家,女方追赶时发现志强准备离开,尽管拉住他的手,但志强依然选择离开。,女方寻找志强后,发现他在浙江的一家五金厂工作,生活艰难,通话中,志强透露自己在家庭中的不适和压抑,甚至表示自己撑不住了,女方意识到自己忽视了志强的感受,并开始反思家庭的影响。,### 主要人物:,1. **女方**:被家庭和婚姻束缚,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志强的误解,努力挽回婚姻。,2. **志强**:沉默处理家庭中的不尊重,内心压抑,选择离开,寻找生活的独立。,3. **女方的母亲**:态度冷漠,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影响了志强的心态。,4. **女方的父亲**:沉默无法保护自己女儿和女婿,家庭关系因此恶化。,### 主题分析:,1. **家庭中的误解与沟通问题**:故事揭示了家庭中误解和冷漠言语如何影响成员的心理健康和关系。,2. **上门女婿的挑战**:上门女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身份常常面临不被理解和尊重,导致他们选择离开。,3. **个体的独立与压抑**:个体在家庭中往往被期望维持家庭的和谐,但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导致压抑和逃离。,4. **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差异和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均衡加剧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 ,故事通过女方和志强的关系,展现了家庭中误解与沟通的重要性,女方的反思让读者意识到,家庭关系需要双方的理解与沟通,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忽视,女方和家人的关系因误解而疏离,生活继续,但缺少了志强的陪伴,象征着家庭中无法挽回的遗憾,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爱情和家庭需要真诚的沟通与理解,才能维持和谐的关系。

“我在你家三年了。 你妈叫我永远叫‘那个谁’,不是叫名字。 ”

这个男人走的那天,连拖鞋踩楼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我才反应过来——我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嫁给他三年了,我不知道。

那天是星期六。 我妈的老姐妹王姨带着女儿女婿来家里做客。 客厅里聊着聊着就说到工资了,王姨的女婿说一个月挣万把块。 我妈脸上挂不住,笑着说了一句:“我们家这个也上班,电焊工,一个月三千,养活自己都费劲。 ”

王姨打圆场,说不能比不能比。

我妈又补了一句:“他是上门的,不好我们能要他? ”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还在厨房里。 等我冲出去,他已经站起来了。 没看任何人,两只手攥着拳头,青筋都暴出来了。 没说话,转身进了房间。

我追进去的时候,他正往一个帆布包里塞东西。 几件衣服,牙刷,刮胡刀。 就这几样,塞得鼓鼓囊囊的。 我说你干嘛? 他说没事,出去待几天。

我妈也跟进来了,站在门口,说话的声音我都觉得刺耳:“我说你一句你就走? 你不是上门的? 你挣那点钱不是我闺女在养你? ”

我看见他后背僵了一下。 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他从我妈身边走过去,我妈还在说,你走,你走,你有本事走了别回来。 我跑到门口拉住他的袖子,他把我的手拿开了。 不是甩开的,是轻轻的,但是很坚决。 他的手指头很凉,硬邦邦的。

他看着我,说了一句:“婷婷,我不是不回来,我是待不住了。 ”

门开了,他走了。 拖鞋声嗒嗒嗒嗒,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楼梯拐角,那个背影就那么没了。

我妈还在屋里絮叨,说什么我养你这么大你有什么用,找了个这样的,让人家笑话。

我听了想哭又哭不出来。

回到房间,关上门,坐在床边。 床单是他前两天刚换的,叠得整整齐齐的,他叠的,比我叠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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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 电话关机,微信不回。 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 第四天我去找他,厂里的人说他辞工了,走了好几天了。

他在这边没什么亲戚,只有一个远房表叔在隔壁镇上。 我骑车去了,表叔说他来是来了,待了一晚上就走了,说要去外地。 外地是哪里? 表叔说他没说。

我给他老家打电话,他爸接的,说他没回来。 我问那他会去哪儿,他爸沉默了很久,说不知道。 又说了一句:“这个孩子从小就这样,不跟家里说。 ”

从他表叔家出来天已经黑了。 骑车在路上,路灯很暗,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路边有人在烧纸钱,火苗一窜一窜的,灰烬飞起来,像黑色的蝴蝶,翻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忽然发现,我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不知道他下班之后除了回家还能去哪儿。 我嫁给他三年,但我不了解他。

这个念头让我觉得冷。

第一个月,电话还是关机。 微信不回,但头像换过一次,换成了一张风景照,灰蒙蒙的天,什么也看不出来,不知道在哪里拍的。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放大了看,什么都看不清。 天是灰的,地是灰的,连远处那条线是山还是河都分不出来。

我妈开始慌了。 她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 以前吃饭她总要叨叨两句,现在不叨叨了,饭桌上安静得能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 我爸本来话就少,现在更少了,有时候一顿饭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

有一天晚上我起来喝水,路过我爸妈的房间,听见他们在里面说话。 我爸说:你那天少说两句不就没事了? 我妈说:我说什么了? 我说错了吗? 他一个上门女婿,我说他两句怎么了? 我爸说:你再说,你再说人都回不来了。 我妈没吭声了。

我站在门外,水杯握在手里,水凉了。

第二个月,我去移动公司查了他的通话记录。 没什么好看的,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爱打电话的人,除了工作和家里,几乎不跟别人联系。 最后一条通话记录是我妈打的,就在他走的那天下午。

我试着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把能想到的话全写进去了。 我说妈知道错了,你回来吧。 我说家里都挺好的,就差你一个。 我说你在外面冷不冷,有没有吃好饭。 打了几百个字,发出去,石沉大海。

他看了吗? 看了为什么不回? 没看的话,他是不是已经不用这个号了?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一遍那张灰蒙蒙的头像,好像看多了就能从里面看出他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爸的腰病犯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一个人把他弄到医院,挂号、拍片、拿药,楼上楼下来回跑。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护士问我你是家属吗,我说是女儿。 她又问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我说有,我妈在家。 她看了看表格,说配偶一栏没填。

我说他不在了。

话一出口,我自己愣了一下。 不在了。 这三个字太重了,重到我差点当场哭出来。 他不在了,不是死了,是走了,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但那种“不在”的感觉是一样的——家里少了一个人,少了他的鞋,少了他的牙刷,少了他在阳台上抽烟的背影。 连空气都少了。

我赶紧改口,说他出差了,在外地。 护士没再问,把表格收走了。

坐在医院走廊里等我爸检查的时候,我给他发了条微信:爸住院了。

发完我就后悔了。 这不是在逼他回来吗? 用我爸的病来绑架他。 就算他回了,也不是自己想回的,是觉得欠我们的。 我想撤回,但已经过了时间了。

他没有回。

第四个月,我已经不去找他了。 不是不想找了,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找了。 他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你知道他在海里,但你捞不上来。

我去派出所问过,人家说成年男子失踪要家属来报案。 我说我就是家属。 人家说你是什么关系? 我说夫妻。 人家说你提供一下结婚证。 我回去拿了结婚证,又去了。 民警查了一下,说他的身份证最近在浙江某个城市有过使用记录,具体哪里不方便透露,建议我自己去找。

浙江。

我回来查了地图,浙江那么大,那么多城市,我去哪儿找? 我一个超市收银员,没出过几次远门,连高铁票都不会在网上买。 我一个人去浙江,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找? 但不去又觉得不甘心。 好歹知道他在浙江了,总比两眼一抹黑强。

我跟我妈说了,我妈说你去吧,孩子我给你看着。 孩子那会儿刚两岁,话还说不利索,就知道叫妈妈,叫爸爸也叫不标准,叫成“粑粑”。 他以前每次听了都笑,说你别叫你爸了,你爸成粑粑了。 那是他少有的在家里笑出声的时候。

第五个月,我去了浙江。 没有提前告诉他,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 买了去杭州的票,想着到了再说。

火车上人很多,我靠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田野和村庄,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滑过去。 他当年是怎么从老家来我们那儿的? 他坐了多久的车? 他走的时候,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一个人,一个包,看着窗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到了杭州,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一天八十块钱。 老板娘看我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来找人的。 我说是。 她说找什么人? 我说找我老公,他在浙江打工,不知道在哪个城市。 老板娘说你这怎么找,大海捞针。 我说我知道,但不找更不行。

我给志强的表叔又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志强的消息。 表叔犹豫了一下,说好像听谁说起过,在温州那边,一个什么厂里。 我问哪个厂,他说不清楚,只是听说。

第二天我坐大巴去了温州。 大巴开了四个多小时,车上全是人,味道很难闻。 有人在吃泡面,有人在嗑瓜子,地上全是壳。 我晕车,一路上吐了两次,吐完了又坐下,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走。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他。

到了温州,我又找了家小旅馆住下。 这次是个男的老板,跟我爸差不多大,看我一个人,说姑娘你一个人来打工的? 我说不是,来找人。 他说找什么人? 我说找我老公。 他叹了口气,说这年头,外面不好过,能找到就带回去好好过。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找了。 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就沿着工业区一条一条地走,看见厂就进去问。 大门紧闭的进不去,门卫说不让进。 开着大门的,我去问传达室,有没有一个叫周志强的人在这里上班,电焊工。

问了几十家,都没有。

温州的风大,吹得我脸疼。 走了一天,脚上起了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钉子上。 晚上回到旅馆,脱下鞋子,袜子跟脚底的皮粘在一起了,泡破了,流出来的水把袜子洇湿了一块。 我用热水泡了泡脚,疼得直咧嘴。

第三天又找,还是没有。 第四天,第五天。

第六天我快放弃了。 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边走。 马路上车来车往,声音很大,尘土飞扬。 我站在路边,忽然蹲下来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蹲在那里,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抖一抖的那种哭。 旁边有人走过,看了我一眼,又走了。 没人停下来问你怎么了。 大家都在赶路,都有自己的事,谁的眼泪都不比谁的更值钱。

哭完了我站起来,继续走。

第七天,在一个五金厂的门口,传达室的大爷看了我写的名字,说周志强?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你等着,我打电话问问。 他拨了一个分机号,说了几句,挂了,说他在,你进去吧,右手边第二个车间。

我走进去的时候,腿是软的。 车间里光线很暗,到处都是铁锈和机油的味道。 电焊的弧光一闪一闪的,刺眼睛,像闪电,一下一下地劈开昏暗的空间。 机器轰隆隆地响,整个地面都在震。 空气里飘着铁粉,吸进去嗓子发干。

我找了一圈,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他。

他戴着面罩,穿着一件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工作服,蹲在那里焊一个什么东西。 弧光照亮了他的手,那只手上全是疤,新疤叠旧疤,有的还没好全,结了痂,黑红黑红的。

我没有叫他。 就站在那儿,看着他。

他焊完了一段,摘下面罩,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 他瘦了。 瘦了很多。 颧骨凸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脸上的皮肤被电弧烤得又黑又糙,像一块放久了的树皮。

他抬起头,看见了我。

那一眼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那不是“你怎么来了”的眼神,不是“我好想你”的眼神,不是任何一种我能读懂的眼神。 那是空的眼神,像是看了我,又像没看我。 像是看见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眨了一下眼,又看了一眼。

我没有动。 他也没有动。

我们就那么站着,隔着几步远的距离。 车间里的噪音很大,但我们中间那段距离是安静的,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他先开了口。 声音沙哑,像是好几天没喝水。

“你怎么找到的? ”

“一家一家找的。 ”我说。

他不说话了。 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面罩,工作服上全是灰,头发上也是灰,灰蒙蒙的,跟他的头像一模一样。

“你瘦了。 ”我说。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好像在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瘦了。 然后抬起头,说了一句让我差点当场哭出来的话:“我没事。 你别担心。 回去吧。 ”

又是“我没事”。 他总是说我没事。 手上烫伤了说没事,吃馒头咸菜说没事,被人说挣钱少说没事,被我爸妈骂了也说没事。 他的“没事”像一层壳,把自己包在里面,谁都不让进。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问。

他没回答。 把面罩放在地上,转过身去,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水。 水杯是那种老式的搪瓷杯,白底蓝边,杯身上印着一行字——“安全生产”,字迹都磨掉了,只剩一个印子。 他握着那个杯子,握了很久,好像在等杯子里的水凉一点,再凉一点。

“我暂时不回去。 ”

“家里怎么办? ”

“你先照顾着。 我每个月往卡里打钱。 ”

“我不要你的钱。 我要你回去。 ”

他放下杯子,转过身来看着我。 这次他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东西,不是空的了,是那种很复杂的、有很多层的东西。 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他在挣扎,在考虑要不要跟我说实话。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反复了好几次,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想喊救命又喊不出来。

最后他说了一句:“婷婷,我不是不想回去。 是回不去了。 ”

回不去了。 不是不回,是回不去了。 这个“回不去”是什么意思? 是面子回不去了,是在那个家抬不起头的日子回不去了,是我妈那句话说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我想跟他说我妈知道错了,但我开不了口。 因为我知道,就算我妈道歉了,那又怎样? 那些话已经说出去了,像钉子钉在墙上,拔出来,洞还在。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谁都不说话。 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响,有人喊他过去干活,他应了一声,看了看我,说:“你回去吧。 别来找我了。 ”

我看着他走回那个角落,重新戴上面罩,蹲下去,拿起焊枪。 弧光又亮起来了,一下一下的,像闪电,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灰扑扑的墙上。

从那家五金厂出来,温州的风还是那么大,吹得我头发全糊在脸上。 我站在路边,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来的时候是找他的,找到了,但跟没找到一样。 他还在那里,但他不回来。

回旅馆的路上,经过一座桥。 桥很长,下面是浑浊的河水,上面是灰蒙蒙的天。 风吹得我走不稳,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走。 走到桥中间,停下来往下看。 河水打着旋,慢慢往前流,不知道流向哪里。

我忽然想,他刚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走过这座桥? 是不是也站在这里往下看过?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我爸接的,我说找到志强了,在温州,他在一个五金厂里干电焊。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啥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 我爸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你跟他说,家里的事,不怨他。 ”

这句话我本来应该跟志强说的。 但我在厂里的时候没说出来。 不是忘了,是说不出口。 那么多噪音,那么多人,他蹲在那个角落里,灰扑扑的,像一团灰。 我对着一团灰,说什么都像在跟空气说话。

从那之后我每隔几天给他发一条微信,不再问什么时候回来,就问今天吃了吗,累不累,温州的天气怎么样。 他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 回也是几个字——“吃了”“还好”“下雨了”,没有多余的。 每次收到他的消息,不管多短,我都会看好几遍,一遍一遍地读那几个字,好像能从那几个字里读出他没说出来的话,读出他的日子,读出他过得到底好不好。

我妈变了。 她不再叨叨了,甚至很少说话。 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怎么开口,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眼睛盯着屏幕,但我知道她什么都没看进去。 她脸上的笑少了,以前她就不是爱笑的人,现在更不会笑了。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婷婷,志强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没有。 她没再问了。 低下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来绞去的。 我看了一眼她的手,那双手上全是皱纹,老年斑一块一块的,跟小时候牵着我上学的那双手完全不一样了。 她老了。

我爸也老了。 腰病好了之后,走路也不利索了,出门要拄拐杖。 他以前从来不抽烟,现在开始抽了,一天抽好几根,站在阳台上,背对着屋里,弯着腰,烟雾从头顶散开,像一个小烟囱。

孩子两岁多了,会叫爸爸了。 不是“粑粑”,是正正经经的“爸爸”。 我拿志强的照片给他看,指着说这是爸爸,他就跟着叫“爸爸”,叫完了咯咯地笑。 他不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他只是学会了那个音节。

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孩子一个人坐在客厅的地上翻相册。 翻到一张我和志强的合影,忽然对着那张照片喊了一声“爸爸”,喊得很大声,好像那个人能听见一样。 我拿着锅铲站在厨房门口,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第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我一个人在家。 孩子睡了,爸妈也睡了。 雨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像是有人在敲,又像是有人在哭。 我拿着手机翻到志强的号码,拨了出去。

响了好几声,他接了。

电话那头很安静,只有他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 我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喉咙一下子就紧了,像是被人掐住了,说不出话。

“志强。 ”我说。

“嗯。 ”

“你在干嘛?

“刚下班。 ”

“吃饭了吗? ”

“吃了。 ”

“吃的什么? ”

他沉默了一下,说:“面条。 ”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想问他在外面冷不冷,想问他的手还疼不疼,想问他想不想家,想问他想不想我。 但问这些有什么用? 他说不冷,手不疼,不想家,不想我。 就算他想,他也不会说。

“家里还好吗? ”他先开口了。

“还好。 爸的腰好了。

“嗯。 ”

“孩子会叫爸爸了。 ”

他没说话。 我能听见他吸了一下鼻子,像是什么东西堵住了。

“志强,你回来吧。 ”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 雨声很大,但他那边的安静更大,大到我以为他挂了。 看了看手机屏幕,还在通话中。 又放在耳朵边上,继续等。

“婷婷,”他说,“我知道家里人都对我好。 但是我待在那个家里,喘不过气来。 ”

喘不过气来。 这是他说过最重的话了。 他从来不说这种话,他是那种什么都往肚子里咽的人。 能让他说出“喘不过气来”,那得是多难受。

“我不是恨谁,”他说,“我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算什么。 你妈说的那些话,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但是她说了,我能当没听见吗? 我听见了,我能当没感觉吗? ”

他没有等我回答,继续说下去,像是憋了很久了。

“我从小家里穷,我爸身体不好,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几个。 我来你家,不是因为我没出息,是我真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觉得只要我对你好,对家里好,早晚有一天你们家人会真心把我当自己人。 ”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了。

“但是三年了。 三年了,婷婷。 我在你家三年了。 你妈叫我永远叫‘那个谁’,不是叫名字。 过年的时候你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我一个人在厨房忙。 你爸跟我说话,永远是对面邻居之间那种客气。 我不是没感觉。 我只是不说。 ”

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沉甸甸地砸在我心里。

那三年来我以为日子过得还行,我以为他在这个家待得好好的,我以为我妈的那些话他不会放在心上。 我什么都“以为”了,唯独没有问过他:你在这个家到底开不开心?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

“我现在在外面打工,住宿舍,吃食堂,挣得不多,但够我一个人花。 我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听谁说‘那谁’。 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对孩子也不公平。 但是婷婷,我要是回去,我撑不住的。 ”

撑不住。 他说的是撑不住。 不是不想撑,是撑不住了。

挂了那通电话,我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窗户上全是水珠,映着路灯的光,一闪一闪的,像眼泪。 我看着那些水珠,脑子在转,但转得很慢。

我是谁? 在这个故事里,我到底是他的什么人? 他是上门女婿,我是那个让他上门的人家的女儿。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这不是问题,但现在看来,这恰恰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如果当初我们结了婚单独住,不住在我爸妈家,他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我妈管住了自己的嘴,没说那些话,他会不会还在? 如果我早一点发现他不开心,早一点站在他这边,他会不会就不走了?

没有“如果”了。 他现在在温州,我在老家。 隔着上千公里,隔着他心里的那道坎,隔着这三年来每一句伤人的话、每一次无心的忽视、每一个我以为“没事”的瞬间。

那道坎不是一天砌起来的,也不是一天能拆掉的。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给孩子穿衣服,喂饭,送他去我妈那儿,然后去超市上班。 收银,找零,装袋,对每个顾客说“欢迎下次光临”。 下班回来,做饭,洗衣服,哄孩子睡觉。 日子跟以前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人。

只是少了那个在阳台上抽烟的人,少了那双换鞋时头也不抬的人。

孩子昨天晚上又翻到那张照片了,指着说“爸爸”。 我把他抱起来,说对,那是爸爸。 他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又把照片翻过去了。

他太小了,还不知道一个人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他以为那个人还在照片里,翻到那一页就能看见,翻过去就藏起来了。 他不知道那个人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五金厂里,蹲在角落里,手上全是疤,脸上的皮被电弧烤得又黑又糙。

他不知道那个人说“我撑不住了”。

我有时候下班路过他以前上班的那个小厂,门口还是那样,铁门半开着,里面传出焊枪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听一会儿,也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 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但声音还是一样的,呲呲呲呲,像什么东西在燃烧。

志强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算什么。

我每天早上起来也不知道这个家算什么了。 少了一个人的家,像缺了一块拼图,怎么看都不对劲。 饭桌上多一副碗筷的时候难受,不摆那副碗筷的时候也难受。 摆了他不在,不摆好像他不存在了。 哪种都难受。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回来。 不知道他回来了,这个家能不能让他喘得过气来。

一个“上门女婿”的身份,让他在这个家待了三年都没能喘过气来。 你觉得,是谁把他推出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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