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一个香港音乐人的北望与北上|谁伴我闯荡|崔健|歌词|叔公|农民

## 一个香港音乐人的北望与北上：刘卓辉的"粤语诗意"与对两岸音乐的"一家亲"，在那个物是人非的香港流行音乐黄金时代，刘卓辉的名字无处不在，从《大地》到《农民》，从《我来自北京》到崔健的《一无所有》，这位填词人、制作人用他的"粤语诗意"，在两岸音乐的天空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星空。，香港的"神仙打架"年代里，Beyond乐队的《大地》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曲两岸情感的长诗，刘卓辉的笔下，勾勒出祖辈迁徙的沧桑，也暗含着两岸人心的牵挂，1988年，叔公从香港返乡，这一幕不仅是个人的圆归，也成为了两岸关系的隐喻，当时的香港，处在回归的曙光之际，这首歌像一首游子歌，道尽了游子心中的惆怅与期待。，而《农民》则是对中国农民的深情致敬，刘卓辉没有体验过农民的日子，但他从张艺谋的《红高粱》中汲取灵感，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出农民在春与秋间的希冀，在夏与冬间的艰辛，这首歌成为了内地民谣的灵魂之歌，传递着一个时代的情感力量。，1992年的《我来自北京》，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情怀。"我来自北京"不仅是一句示爱，更是对身份认同的宣告，在那个还未回归祖国的香港，北京的"北望"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刘卓辉的歌词像一首游子歌，又像一曲国歌，道尽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与乡土眷恋。，刘卓辉的音乐事业也是一部横跨两岸的传奇，他是最早将香港的音乐制作模式引入内地的先驱，从崔健的精神风貌到校园民谣的兴起，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北望"，大地制作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香港音乐制作工艺的内地化，这种跨越地域的音乐交流，让两岸的音乐精灵得以相遇。，AI的兴起让人不禁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能否创作出这样的"粤语诗意"？刘卓辉的回答很明确——AI在音乐创作中虽然技术日新月异，但那些充满温度、深度的创作经验，仍然是人类独有的优势，就像那些经典的填词，永远无法被算法完全复制的那种诗意与温度。，而刘卓辉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见证，他用自己的方式，让两岸音乐的星空更加璀璨，让"粤语诗意"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从香港的"北望"到内地的"南思"，他的音乐事业就是一曲曲跨越时空的"家国交响曲"，在AI时代或许会有人质疑：为什么不让机器人来创作？但想想那些充满温度的歌词，那种独特的"粤语韵味"，这份人类的温度与匠心，永远是无法被算法替代的。

在当今华语乐坛，像刘卓辉这样的人物，简直就是一部动人的励志电影，从一个年轻的填词人一步步成长为音乐产业的开拓者，他的故事让人不禁感叹人生的无限可能。，刘卓辉的音乐生涯就像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电影，1986年，他在香港开始创作第一首歌词《说不出的未来》，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40年间，他创作了400多首歌词，参与了无数经典歌曲的填词工作，作为粤语金曲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歌词人，更是连接香港与内地音乐的纽带。，《大地》是Beyond乐队的成名作，讲述了一个家族四十年的离散与重聚，刘卓辉的叔公在台湾被找到，终于回到了故乡，歌词中的父辈历经沧桑、日暮归乡的意象，被乐评人视为对两岸关系的隐喻，而《农民》则是刘卓辉从电影《红高粱》中获得灵感创作，用诗意的语言向中国农民致敬，这首歌在内地掀起了热潮。，刘卓辉不仅是填词人，更是音乐产业的开拓者，他在199年成立大地制作公司，将香港的音乐制作模式引入内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常宽的专辑制作、校园民谣的兴起，都是他用心打下的棋子。，在AI时代，刘卓辉展现出对传统音乐创作的坚守，他认为AI在创作过程中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经验和情感，尤其是粤语歌曲的“九声六调”需要深厚的文化积累，他的观点既展现了对传统艺术的热爱，也映射出他对音乐深度的理解。，刘卓辉的北上之路并非易事，但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香港音乐的国际化与内地市场的潜力，从《我来自北京》到《校园民谣》，他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无数听众心灵的共鸣。，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刘卓辉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音乐没有国界，有一颗真挚的心永远能打动人心，他的经历不仅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更是华语音乐发展的缩影，充满了对理想的坚持和对美好的追求。

香港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半地下”的Beyond乐队演绎的“非主流”歌曲《大地》如何击中时代情绪？没有务农经验的青年从内地电影获得灵感写下的《农民》为何能够引发听众共鸣？近日，北京的煦暖春风里，这些歌曲的填词人刘卓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分享他作为创作者和制作人，参与香港与内地音乐交流的往事。上述问题的答案，写在歌词中，也浮现在他北上发展的事业轨迹里。

刘卓辉在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围绕新书《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与歌迷、读者进行分享。程小路 摄

粤语金曲里的老兵与农民

《大地》是Beyond乐队成名作，歌词背后是一段关于家族离散的往事：刘卓辉祖籍广东潮州，20世纪40年代，祖父下南洋谋生，此后再未回到故乡。同样是为了生存，祖父的弟弟(刘卓辉的叔公)十几岁当兵，离家后音讯全无。1970年代，已移居香港多年的刘卓辉父亲托朋友在台湾登报寻人，幸运地找到了叔公。1988年夏天，年逾六旬的叔公取道香港，在刘卓辉父子陪伴下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家乡。

1987年，台湾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这一背景下，身为国民党老兵的叔公此次返乡，有了超越家族叙事的意义。

返乡后不久，《大地》随Beyond新专辑问世。歌词中父辈历经沧桑、日暮归乡的意象，被乐评人视为对两岸关系的隐喻。

刘卓辉与Beyond合作多次，其中为歌迷津津乐道的《农民》，是这位没有体验过农民生活的都市青年，从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红高粱》《黄土地》中获得灵感，以诗意语言向“春与秋撒满了希冀/夏与冬看透了生死”的中国农民致敬。

与《农民》同于1992年问世的，还有刘卓辉为黎明写的《我来自北京》。“I was born in Beijing(我来自北京)，偏偏浪漫热情任性……”歌词内容是向恋人示爱，更是对于身份认同的大声宣告。刘卓辉“用情歌讲述复杂话题”的尝试又一次成功了，歌曲红到街知巷闻。

乡土眷恋，家国情怀，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也因此，在香港尚未回归祖国的年代，从《大地》《农民》到《我来自北京》，港乐的每一次“北望”，总能传音千里，引发共鸣。

1988年，刘卓辉与父亲陪叔公(中)回到广东潮州老家。 受访者供图

从香港到内地的音乐推手

从1986年花“一个星期、每天八小时的心血”创作第一首歌词作品《说不出的未来》算起，刘卓辉40年来写了400余首歌。创作之外，作为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制作人之一，在流行与摇滚浪潮席卷华语乐坛时，刘卓辉做了大量“水面下”的工作。

1986年5月，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一无所有》。半年后，在广东佛山一家唱片公司担任制作统筹的刘卓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震惊于“内地竟然有这样的音乐”，并如获至宝地向香港同行推荐。他有些遗憾自己与崔健后来没有更多音乐上的合作——曾经尝试的版权、制作合作都无缘达成，创作方面的机会更少，“毕竟崔健不需要粤语歌词”。

令刘卓辉佩服的是，崔健名气如日中天时，将赚来的钱用于买乐器、建排练场地，提供给新人乐手练习使用。在刘卓辉看来，崔健“抱有极大的理想去搞好中国流行乐坛”。

那个年代的乐坛充满理想主义者，刘卓辉也是其中一员。1990年，他在内地成立大地制作公司，将香港的唱片制作模式引入内地。公司合作的第一个内地歌手是常宽，刘卓辉找来香港导演邱礼涛拍摄MV，香港设计师欧阳应霁设计专辑封面，并将制作完成的专辑交给百代唱片在香港发行。这套运作模式，由此在内地逐渐推广开来。

两年后，大地被资本雄厚的集团收购，刘卓辉留下担任唱片业务负责人。1994年，大地推出由校园歌手创作和主唱的专辑《校园民谣1》，其中老狼《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歌曲走红，催生内地校园民谣热潮。

1988年，Beyond乐队第一次到北京开演唱会，刘卓辉受邀同行。受访者供图

当AI开始创作 我们如何写歌

2000年后，“网络神曲”开始流行；2015年前后，短视频社交平台兴起。互联网浪潮下，传统的音乐制作和发行模式开始瓦解。人工智能时代，AI创作工具能够自动生成词曲甚至完整MV。AI来袭，人类是否会“一败涂地”？

“至少在粤语歌曲创作方面，AI暂时还不能替代人类。”刘卓辉尝试过写一版歌词，交给AI加工，改出来的内容令他很不满意。粤语歌讲究“九声六调”贴合旋律，目前AI还没有掌握这一技巧。

AI攻克“语言关”只是时间问题。刘卓辉认为，现在AI生成的歌可以达到七八十分水准，缺乏经验的创作者也许只能做到六七十分。因此，在商业应用层面，如果“甲方”需要短期内大量“出活儿”，拥有海量资源且擅长排列组合的AI优势明显。

但音乐和文学、绘画一样，从来不只是技术堆砌的商品。40年前，刘卓辉指出香港流行音乐因高度商业化造成种种积弊，如歌词创作“题材狭窄，内容空洞”。他认为歌词“可以是一件具有社会意义或文学价值的作品，这要视乎作者用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手法去处理”。这样的思考，在AI狂飙的今天依然适用。(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